同时借助文化变革的力量消除专制结构的不良影响，建立符合法治逻辑的司法体制。

可以发现相冲突的权利中有一个不是真正的权利，因为所谓的权利所有者是不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行使州的征税权明显侵害这种权力以致被否定……但是这样的一个争论承认州在征税条款自身之中的统治权从属于或者可能被美国宪法所约束……主权的本质就是排除其行使范围内的所有阻碍，以规制授权给下级政府的所有权力，防止其滥用职权。

在这个案例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直接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并且因为司法推理解决权利冲突的较为常见的方法表明冲突只是所谓的或者仅仅表面上的，法院在不断增添排除权利冲突真实性的新判例。本文以美国学者卡尔?威尔曼的《真正的权利》一书中所列举的典型案例为据，系统地介绍威尔曼和其他美国学者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法律权利冲突问题时，对这些典型案例的推理过程及其所阐发的精彩论证。法律权利到底是什么，很大程度上由法庭来判定。如果我们打算在此案司法推理的这两种解释中做出决定，我们必须考虑此案未得出结论的全部争论。

前者是明显隐含在马里兰州统治权中有关征税的权力权（power－right）的一项义务。本文作者已组织翻译此书，正在商议出版事宜。1.司法权力的宪制与法律保障 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司法部门的权力，应该足以抵御其他权力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干涉。

中国古代的以法治国理论，把法律当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是一种人治的思想。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官之知识优越性进行评价，这会促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更高的知识水准要求自己，而不会因自以为面对的只是案件当事人而降低对自己的知识要求。但无论司法权从起源上性质如何，近代以降，司法权都被纳入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范围，获得了其他社会规范所不具备的国家强制性，社会有组织的制裁成为保障司法权威的基本政治力量。第二，司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一环，它输出个别决定也适用法律。

(1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这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反过来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执政党和政府所追求的许多长远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之实现也因此遭遇了极大困难。

这一制度与该国宪法理论和宪制设计理念相关，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我国《法官法》第9条规定法官的选任条件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司法的权威性与民众对司法的尊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条件。(27)这些政策对于司法权力以及权力运作方式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型塑着司法在国家政治权力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形象。

正是由于政策具备的这种影响力，无论何种政策的出台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司法部门在纠纷解决领域的权威地位，不应该出于一时一地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而损害司法权威，进而损害法律权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时，法官不是法律的代言人，而是法官个人利益或社会特殊利益的保护者。权力本身就是与人的自主与自由之愿望相悖离的，它只有努力表明或证明权力以及权力的行使因为合道德性或合目的性等原因而具有正当性，才能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认同与接受，此时，事实权威才能同时成为正当权威。

法律的创造同时就是法律的适用，是每一个创造法律的行为必须由法律秩序所决定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法官作为自然的人，也难免受偏好、腐败和对权力的渴望这些人类自然禀性的影响。

一是法律知识，法官要具有完整的法律知识。正因如此，官方的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⑤，特别法(尤其是法律命令)应该受到公开、稳定、明确、一般规则的指导⑥才被一些当代学者纳入法治原则。

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除了需要上述权力配置上的保障之外，还要求赋予司法裁判以终局性效力。任何司法裁判从理论上讲都会有错误的可能性，但是，在司法机关之外还有哪个机构因道德和知识上的优越性而能够担当判决正确与错误的最终裁断者？任何纠纷都必须有一个终局性裁判。(12)［美］布雷恩·Z. 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中国古代的以法治国理论，把法律当成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是一种人治的思想。③以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语言来总结，法治包括良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这两个要素。与现代法治相比，中国古代统治者并没有受法律约束的观念。

④官员行为受法律限制是法治的主旨，也是衡量法治化程度的指标。要克服或避免这一局面，正当权威成为必由之路。

不满足第一条的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不能理性地考虑与案件相关、理应纳入考虑范围的考量因素，那么，其制作的判决就难以让人信服。② 在当代中国，司法权威问题之所以受到极大关注，是因为它与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紧密相关。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悖谬性现象：一方面，社会对于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高度共识，渴望司法公正，渴求司法权威，希望司法机关为民众主持公道。(29)例如，张永生：《强拆致人死亡案政府求法院轻判？》，载《新京报》2013年10月22日第A26版。

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这一说法，尽管从当代法律思维研究成果来看有机械、简单化的嫌疑，但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对法治理想的经典表述：实行统治的是法律而不是位于权力宝座上的官员个人。(26)参见许跃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法院工作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经济日报》2008年7月15日第15版。第一，司法权威受国家权力分工的限制，其权威限于司法领域。

另一方面，当具体案件涉及自身特殊利益时，当事人往往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置司法机关的威望于不顾，调动社会舆论影响司法，而社会公众也往往任意宣泄自己的情绪。(17) (三)司法权的排他性与司法权的合道德性、知识优越性的结晶 司法权威是司法权的排他性与司法权的合道德性、知识优越性的有机统一。

司法不具备这种整体美德，就要塑造这种美德。司法权力之保障所需社会条件的核心内容是民情。

在此列举几项在中国对司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政策)：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表述、(25)四个更加注重、五个统筹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的政策、(26)三个至上的政策。参见李桂林：《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5期。

参见蒋生：《浙江高院院长列三种干涉司法现象直指基层领导》，来源：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3/03/11/19136834.html，2013年10月24日访问。从法律思维的角度，这一提法无可厚非。这是否表明在立法者中，立法机关的干涉具有正当性？如何能保证立法机关对个案审判的干涉是正当的？怎样保证行使这种干涉权力的立法机关及其成员具有道德上的公正性和知识上的优越性？事实证明，这些是无法保证的。权力分工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立法、行政和司法各司其职，共同体现、构成法律权威。

树立司法权威决非一蹴而就之事。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域、权力或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

(35)   四、结语 司法权威是中国人当下的理想与渴望。法律知识通常处于静态的片段化状态，要将他们运用于具体案件之中，法官必须具有法律解释、推理、论证、修辞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要能够把它们用来构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系统。

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包括了权力分享与制约的因素，如司法审查即包含了裁断立法违宪、宣布其违法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司法在分享立法权。它没有被赋予排他性的司法专属权，也不具备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司法独立地位。